1948年深秋。夜色中,一辆美式的军用小吉普,正快速向浙西小镇乌溪驶去。
车上坐了三个人,两男一女。
女的,叫凌春。
凌春坐在副驾驶位置上,不断地给司机指着路,着急的神情,恨不得把车子当飞机来开。
或许乡间的夜风疾寒,凌春裹紧披肩,并时不时地四处张望,似乎这漆黑的原野里,有什么让她感觉到紧张害怕。这种感觉,就如同那个幽灵一样的组织“上海浙江精英同乡会”般让她窒息。
凌春与军统的瓜葛始于淞沪会战。
那年夏天,当时已响誉海内外的乡村作家凌春收到了一封从北方寄来的信。信,是国民党陆军上将汤恩伯写来的,那时的他正在北方战场带领二十军团正在浴血奋战。信中,汤恩伯预言上海不久将起战事,拜托凌春帮他照顾一个部下的家人:“北方战事惨烈,松已殉国,请代余孝其父。若有事,可找同乡董纯帮忙。”
一切如同汤恩伯所说的那样,收到信没几天,淞沪会战打响。在战争面前,凌春一介弱女子自顾不暇,不得已就按汤恩伯交待的去找了同乡董纯。可是董纯正随部队在一线作战,他就把凌春介绍给了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站的何三春。
照顾汤恩伯的朋友,对于正在复兴社特务处处于上升位置的何三春来说,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在他眼里,凌春就是他走进浙西谍报圈子的领路人。而凌春目睹了日军的暴行之后,一向不过问政治的她,也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运动之中,成了何三春的合作伙伴:利用自己报社记者和作家的身份,为上海的抵抗组织提便利供服务。
1938年,复兴社特务处改为军事统计局,戴笠特意邀请凌春参加他一手创办的军统附属组织“上海浙江同乡精英会”。“抗战之后,你既为国民党服务,也与**那边的个别人多有联系,这些情况我都知道。作为跨越党界的人才,你可以为我们浙江同乡会提供一些**那边的情报。”本来因抗日活动慢慢开始对军统组织有些好感了的凌春,却因戴笠的这番话惊醒梦中人,她当即婉言拒绝了。
之后,戴笠还让汤恩伯当说客,让凌春再考虑加入军统组织的事,依然碰了软钉子。因为凌春此时已经明白,戴老板之所以一直“器重”自己,是因为她有一个初恋情人。这个人叫符力,是与**联系密切的左翼文人,戴笠想让凌春通过符力打入**内部,为他提供**的情报。凌春与符力曾有过的短暂恋情,知道的人并不多,但是,这在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那里,基本算不上是什么秘密。
当戴笠飞机失事后,凌春就松了一口气。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连军事统计局都改名军事保密局了,但事情并没有因为戴笠的死去而结束。继任的毛人凤虽然也是凌春的同乡,但与凌春私交却很少,所以更不讲同乡之谊。
毛人凤知道,整个抗战期间,虽然凌春拒绝加入军统,却一直与军统进行与抗日有关的合作,加之其与汤恩伯的交情,是属于知道军统乃至国民党高层许多秘密的人。所以,对这样的人,不能为己用,就得铲除。恰恰这时候,原军统上海站站长何三春报上来一份最高机密计划,其中就涉及到了凌春,于是,在毛人凤的授意下,一套专门针对凌春的下一步使用与控制的方案就开始制定了。
自从戴笠把话点明了之后,凌春就刻意地躲避符力。然而,因之后戴笠失事,她天真地以为自己应该安全了一些,这才在一些公开的和非公开的场合,又开始了与符力的一些正常接触。当然,很多年前,她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是纯粹的朋友,两个人之间的接触,完全是为了工作方便。
事实上,凌春心里很清楚,符力就是**在上海地下组织的成员,虽然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一家租界报馆的主编。
那家报纸虽然与《申报》这样的大报是不能相同并论的,但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尤其是当年在法租界。随着抗战的胜利,那家言论明显偏向左翼的报纸,已经让政府部门责令停刊了。符力也随之转变了身份,成了一名自由撰稿人。
而同期凌春从《申报》新闻部调到副刊部,担任了文学版主编。副刊的特点,使得她需要找一些文人名士给捧场。符力的文笔之锋利,文学功底之深厚,在当年上海滩是出了名的。因此,凌春专门邀请他作为自己专栏的专栏作家,撰写一些时事评论。
起初的时候,符力并不知道凌春已经特务盯上了,还时常因工作上的事情来找她。但是,凌春多次刻意回避与他面对面接触时,符力就嗅出了一些特别的味道,也就不再去找她,除了邮寄搞件外,不再有别的什么接触。
时间过了1947年的冬天,此时国共内战的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虽然国统区内的报刊上新闻还在不断吹嘘国军部队什么时候又拿下了什么重镇之类的战报,但事实上,国民党的军队已经从全面进攻,转变为向一些重点城市转移,形成局部区域防卫。反之,解放军却开始走出大山,拿下了一些大大小小的集镇,对国民党军队盘踞的一些大城市外围地区开始蚕食,进而形成包围之势。国共内战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决战,正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之中。
这时候,凌春不知道,一场与自己命运相关的阴谋从那时起已经在展开:已经从军统上海站站长升任到总部巡视员的何三春,奉命组建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开始搜查一支日军战后潜伏在中国的小分队。
何三春介入此事缘于一次巧合。
抗战结束后,政府从各部门抽调大批人员组建战俘审查工作委员会,在军统内部受到派系排挤的何三春,就从军统上海站站长的位置上被当成临时工派了了过去。就是在这期间,何三春在审查一个叫井上川的日军战俘时,得到了一份情报:他从那个战俘的皮靴夹层里,找到了一封信,是一个名叫小田尚男的人写给他的同乡村上之树的。
何三春不识日文,现场负责翻译的人当时也就草草地看了一下那封信,说是一封家书式的信,说了一些他们部队到哪里了之类的,没有什么情报价值。当时也没有太在意,就把信件当作资料给封存了。
不久之后,何三春在看战俘失踪人员协查特别通报时,意外地看到了小田尚男和村上之树的这两个名字。从这封通报中,何三春知道了这两个人竟然都在臭名昭著的七三一部队的,村上之树居然是指挥长,而那个小田尚男则是特战队队长。
当即何三春抓起电话就给战俘收容所打过去,得到的回复却是:那名叫井上川的战俘咬定那藏着信件的皮靴是他捡来的,对信的内容以及信上涉及的人员都毫不知情,而他本人的档案资料都齐全,在一片混乱中早已经作出普通士兵遣返了。
隐约之中,何三春感觉自己是与通报中的村上之树擦肩而过了。但是,人回了日本,也只能是把相关情报给那边盟军,让他们协助缉拿战犯了。
不过,这样的一些信息,对于正苦苦寻觅东山再起机会的何三春来说,无异于是一场及时雨。他迅速投入到了事件的调查之中,对那封信仔细研读推论,再结合七三一部队全部失踪人员名单进行分析,竟然找到了一个惊天秘密的线索:在日本人即将投降的那个夏天,败象已经显的侵华日军,秘密组织了一特别行动小分队,将在东北地区秘密研制的一批化学及生物武器,运到了安徽、江西前线,准备对国民党军队反抗强烈的地区,进行毁灭性地打击,欲作最后一搏。然而,这支特别行动队还没和在前线的大部队联络上,更谈不上开始动手,日本天皇就宣布投降了,所以,小田尚男以及这支小分队的人员,都在失踪人员名单之内。
从信的邮寄时间地址判断,战争结束时,这支小分队已经到了江西北部与浙江交界的山区。“难道这几十号人的小分队和他们携带的装备,都人间蒸发了?”但是,何三春查遍了所有受降部队资料,并没有发现这支由东北远道而来的特别行动小分队,至于那批化学武器,更是连影子都没有见着。
国民党高层对何三春得到的这一情报非常重视,毕竟这支消失了的日军特别行动小分队,携带着大批量的化学武器,随时可能会人为或自然失控,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也时刻会受到威胁。
因事关重大,经蒋委员长亲自批阅后,搜寻这支日军特别行动队的任务,就交给了保密局。而作为发现这一线索的何三春,自然就成了行动负责人,并官升一级成了陆军少将。
最初的时候,保密局特务寻找这批化学武器的目的,就是为了销毁掉,防止为害百姓。但是,随着战局的转变,保密局寻找这批化学武器的需求更为急迫,而且作用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甚至有人丧心病狂地提议,把这批化学武器运送到江北去,放到前线作战中使用。
当然,不管找到小分队后怎么处置,前提都是要先找到。就在何三春为找不到头绪苦恼时,他想起了自己的老朋友凌春。何三春想起凌春是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此时何三春经过大量的调查,已经了解到那个小田尚男也是个乡村作家,是个狂热的民俗爱好者,对中国民俗文化很有研究,这一点上凌春与他有共鸣点。二是她有报社记者的身份作为掩护,也不引人注意。第三点更为关键,如果一旦凌春参与到这件事件中来,就等于直接介入了保密局组织的最高机密,等于加入这一组织,以后想脱身就非常困难了。
就在这个时候,何三春又得到了消息:北方**在准备开一个文艺座谈会,计划要邀请国统区的那些知名作家及文艺工作者去参会,具体计划的内容包括邀请人员名单都还不太清楚。但是,执行这项计划的负责人已经知道,就是那个凌春的初恋情人符力。
“局座,我认为凌春很可能在被邀请的名单之列,无论是从她的社会名名度,还是她和那个左翼文人符力的特殊关系,都是极有可能。”何三春直接向毛人凤提出了自己的担心。
毛人凤听了何三春的汇报之后,当即笑了起来:“你不是想让凌春手上染点红吗,这符力不正好是给你送上门来的大礼,搞掉他,一方面能够延缓一下**的计划,另一方面不正好给你的‘血玫瑰’上点色嘛。记住了,这凌春呢,最好要客气点对她。”
“请局座放心,我一定把这事办漂亮了。”
领命之后,何三春从南京专门带了一个小组,回到了上海。盯了一个多星期之后,何三春就根据所掌握的凌春与符力交往的规律、时间以及地点等情况,制定了一套详实周密的“血玫瑰计划”。
或许,让凌春感到恐惧的,就是这张正在缓缓张开的血色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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